企業是什么?是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,獲取利潤的組織。不同于純利益驅動的企業,國有企業同時承擔的一個重要使命,是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,在市場主體之外也承擔社會服務的職責。
如何平衡這種看上去略顯“矛盾”的關系?在筆者看來,效率依然是第一位的。只有企業自身發展壯大,有活力和生命力,才能在完成企業的本職之外,“有余力”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責。如果一個國企病懨懨的,或者是一個“僵尸企業”,依靠政府和銀行的輸血度日,又何談社會責任?
改革開放以來,我們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“拿來主義”。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,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。資本主義可以搞混合經營,我們也一樣可以。只要主體在,控制力在,立場在,這些技術層面的操作,就可以為“道”所服務。這個“道”,就是國企的職責。
國企本身體制機制的弊病,就是不斷改革所要消除的病灶。事實上,引進社會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,早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“倒逼改革”的一個典范: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或社會資本,股東的結構變得多元了。這個時候,國企必須為業績所驅動,必須為股東負責,必須投入市場的懷抱,迎接更多元、更直接也更殘酷的競爭。
競爭是激發活力的良藥。在競爭中,以前國企躺在溫室里養出的那些壞習慣,比如機關化、行政化、“等靠要”、獎懲不明等,就必須要改掉了。事實上,如果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存在這樣的問題,那就離被淘汰不遠了。所以,本質上,國企改革,呼喚的是國企的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。
邏輯很明晰,但技術層面依然有許多需要探索的地方。比如,國企的員工是否可以持股?持多大的比例?諸如電力、石油、天然氣、鐵路、軍工等重大領域,如何平衡國計民生與企業逐利的關系?這些問題值得探索,但也必須鼓勵探索,而絕非以“容易出問題”為由,因噎廢食地久拖不決。
中國正面臨著轉型升級的改革關鍵期,也面臨著全球化退潮的外部環境,風險與機遇并存。越是到這種時期,就越不能遲滯改革,因為改革帶來的問題就須由改革解決。中央的頂層設計出臺之后,我們期待著能出現更多有魄力的改革者,為國企混改探索出更多優秀的案例和方法論。